“中国好声音”成功后，有评论说：这标志着创意匮乏的中国电视从此将进入版权引进年代，并倒逼中国电视台结束克隆、模仿、抄袭的低水平恶性竞争，走向尊重知识产权、重视原创的阳光地带。
不过从技术层面，浙江卫视也做了一些反思：“节目组希望广告能够分散一些，所以我们每段广告时间都不长，只有3分钟左右，但是插的次数多一些。从后来的反响来看，大家宁愿选择广告长一点但广告插口不要那么密集。”王俊坦承。
广告，当然是最显性、最直接的收益。其实仔细研究会发现，品牌的提升以及由此产生的平台升值，应该是浙江卫视从“中国好声音”获得的最大收益。
据浙江卫视方面向本刊介绍，在国内的各电视台竞争中，浙江台与湖南、江苏属于前三。“互相位置都在调整”，“2010、2011年我们是第三名，2012年很有可能回到第二名甚至第一名”，“中国好声音”对这个地位的拉升无疑起到巨大作用。“现在客户们投广告都是首先考虑浙江卫视这个平台，比如这几天即使没有‘好声音’，观众也会对平台有期待。”
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业内人士认为，这种看不见的“平台效应”会在日后发挥作用。“除了广告，更重要的是，以后一些热门电视剧的播放肯定都会首选浙江台。在他们贴片的广告价码，肯定会和那些被甩在后面的台的价码差出一大截。”
当被问到“好声音”如此火爆的广告是否遭到同行嫉妒时，王俊却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细节。他说，在与其他台的广告工作人员交流时，有人告诉他：浙江卫视做了件好事，因为今年整个国内卫视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动作。如果没有“好声音”，广告商们会对卫视广告的投入开始游离、迟疑，有一部分开始向网络新媒体分流。浙江卫视代表整个卫视群体，又把广告商的注意力拉回到电视这个平台上来。
“中国好声音”系列微漫创作者杨宇峰（右）和他的作品
从王俊本人的工作角度，倒没有感觉到新媒体对传统电视媒体的冲击，虽然有人喊出“电视已死”的口号。王俊说，很多广告客户并不是没有钱，而是对电视平台的既有传播模式和传播效应产生了怀疑。这一次“好声音”对受众的聚拢，又挽回了广告商们的信心。“很多人看到，只有电视台才会有这样的大制作，它的技术优势使它呈现出来的视听感觉完全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有媒体报道说，有‘粉丝’会包电影院去收看‘好声音’。”
除了广告之外，在现有合作框架里，由电视台播出的演出，浙江卫视可以参与利益分成；还有一些学员在舞台上演唱的歌曲在无线音乐下载平台和彩铃平台上的下载等，也要由双方分成。而学员们的演出和演艺经纪这一块权益，完全让给灿星。“我们和灿星的合作还有一点好处，那就是产业链的差异化。”杜昉说。
“现在很多媒体在猜测说我们赚了多少钱，又说‘名利双收’之类的，其实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是抱着亏损的决心去做的。也就是第一季亏损，第二季再通过广告把钱赚回来，因为广告都是有滞后性的。这也是当时我为什么说‘裸奔也要坚决上’的原因。‘裸奔也要上’就是为了创品牌、做产业链，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未来的产业链很长，在一个点上我们是亏的，但在整个产业链上可能是盈利的。”灿星总裁田明告诉本刊。
田明说，当初在决定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就已经设计好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我们清楚地看到音乐是中国最大的市场，它比影视的市场大。”在田明看来，音乐市场眼下的不景气，并非是因为没有消费能力，而只是因为没有好的音乐产品、产业链、制作提供给市场。“我们一直说中国人的眼睛、耳朵、心灵很饥渴，就看你能不能来整合这些资源，推出新的资源，满足大家的需求。”
“中国好声音”的品牌形象已经确立，如何维护它的品牌生命力，大概是摆在他们面前最急迫的一个问题。“中国好声音”的一些人气选手，已经密集地出现在各类商家广告中，其身价据说也开始接近一线明星。面对“过度开发”的质疑声，杜昉也坦率地表明自己看法：“我们也提醒过灿星，希望不要过度消费，我们是希望做点事情的，太多的商演会消耗掉他们。”不过他转而又说，“但是现在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第一，市场有需求，有人愿意给他们这些钱；第二，如果他们不去商演，那么他们的未来发展在哪里？因为要出专辑的确需要时间，出专辑也是一种非常传统的方式。在现在这种时代环境下，有没有可能还是以单曲的方式，在商演中不断锻炼？这也是一种方式。因为现在LIVE（现场）的方式比出唱片更好。”
“我今天还在讲，我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好声音’的品牌，爱护品牌就是你做的每一件事，是为品牌加分，还是在消耗品牌、消耗人气，实际上我们真正的演唱会还没启动呢。我们和浙江卫视达成共识，只在全国做12场，这12场要保证它们的品质达到王菲、张学友、刘德华演唱会的品质。这种演唱会就是为我们的品牌加分的，不是简单去快速兑现的。”田明说。
田明也向本刊承认，现在面临的诱惑非常多。所以，“做什么不重要，不做什么更重要”。“所谓的品牌和定位呢，它是跟定力有关的，我们要经得起诱惑，坚决不做不给品牌加分的事。”田明否认有网上传的“霸王条款”一说。“我们签的是‘5年＋4年’，你愿意续可以续，不愿意可以不续，不是强制的。我们可能承诺的一条，是我想把我们这个公司变成中国最大的音乐公司——它不一定能成为最大的，但可能是中国最真诚的音乐公司。”
（感谢实习记者王玄、刘敏为本文所做的录音整理）
“中国好声音”成功后，有评论说：这标志着创意匮乏的中国电视从此将进入版权引进年代，并倒逼中国电视台结束克隆、模仿、抄袭的低水平恶性竞争，走向尊重知识产权、重视原创的阳光地带。
“宝典”的秘密
其实在浙江卫视内部，当初大多数都是反对之声。一派意见对预定的四位导师不满意，认为他们不一定受年轻人喜爱，应该请李宇春、张靓颖这批人。最关键的是，就在浙江卫视与灿星制作热火朝天地谈判项目之时，很多电视台“已经动手直接就把椅子转了起来”。此前，“转椅子”被视为“The Voice”的“核心技术”，也是最具象征性的一个环节。夏陈安回忆：“有人说：椅子已经被别人转烂了，你们还能转出什么新花样来？”其实广告部门最初招商时遭到的冷遇，也是这种看法的市场化体现。
这由此也引出另一个话题。一位电视节目制作公司的老总在私下里聊天时，也表达了对国内电视行业的抄袭之风深恶痛绝却无可奈何之感。一个电视台在推出一个有创意的节目后，其他电视台一拥而上，改头换面再变成自己的节目。这种现象以前称之为“盗版”——其中的“盗”字至少还体现了一种态度上的褒贬，现在的“山寨”一词则完全模糊了是非界线。这也与目前国内法律对知识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不甚严格有关。如此下去便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既然把别人的主意拿过来，成本低又无风险，谁还会“傻”到再花大钱去搞研发？
“电视节目制作完全是拼创意的，如果你出一个主意，全国都可以轻易克隆，那么很多人就不愿意做这件事。我觉得，我们产业化发展不好的原因，就是对知识产权和创意的不重视。”杜昉说，“但是像荷兰、欧美的节目模式市场大到你不可想象，‘The Voice’的创始人约翰·摩尔可以靠卖创意成为荷兰首富，坐拥几十亿美元的财产，这在我们这里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以代表盲听的转椅子被国内很多电视台模仿后，当时的Talpa公司曾代表版权方表示要提起诉讼，最后似乎也不了了之。
“中国好声音”成功后，有评论说：这标志着创意匮乏的中国电视从此将进入版权引进年代，并倒逼中国电视台结束克隆、模仿、抄袭的低水平恶性竞争，走向尊重知识产权、重视原创的阳光地带。
“中国好声音”总导演金磊
在每一个作为商品售卖的节目模式里，都会配上一种被称为“节目模式宝典”（TV Format Bible）的文本。在IPCN等传媒中介结构将节目引进到中国后，他们与版权方顾问一起，共同辅导中国制作团队熟知并领会其中的内容与细节。“宝典”是一份完整的剧本大纲和产品说明书，包括前期准备、内容安排、导师选择、学员挑选、现场音响的安装和调试、灯光的色彩明暗的调校，甚至接线的方法，都有一套严谨的制作流程，编导手记等也一一罗列。
“‘模式宝典’是我们必须百分之百要遵照的，它特别强调所有的技术环节，并且将之精细化，我们在执行上一点都不敢打折扣。”“中国好声音”的总导演金磊告诉本刊。曾制作出“中国达人秀”等节目的金磊在业内也是一个有多年资历的导演。他说：“所谓模式，是别人通过反复的实验、数据来论证，得出来的数据，是一种科学。他们一个模式的生成就像炼丹一样，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从几百个模式中淬炼出几个模式，还要做市场调研，要做数据分析。他们总结出来的东西都是经过高度验证的。”
“这个节目之所以好，是因为它的宝典不断完善。‘荷兰之声’最初做是这样的，‘英国之声’有了经验后又写到宝典上，到‘美国之声’、‘韩国之声’、‘德国之声’……到‘中国之声’这个宝典已经非常完美了。所以他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尽可能地遵循宝典，我们录制的时候，原版的舞美师、音响师和制作人都飞过来了。我们以往总是喜欢‘为我所用’，乱改，事实证明那些靠感觉、靠经验出来的东西往往经不住推敲。”夏陈安说。“The Voice”至今已经将版权卖到45个国家，“宝典”其实更细密地揭示了西方电视产业严谨而精密的生产流程。所以金磊的姿态非常低，“这一次我们都彻底归零，当学生从头学起”。
杜昉的另一个感慨是：“西方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真是太严格了，有的在我们眼里都近乎‘霸王条款’，严格之程度，我们中国人不可想象。但就是因为它太容易被偷走了，所以才需要严格保护。”
细心的观众也许会注意到，选手演唱的时候，电视屏幕上会适时切入一些导师瞬间表情的小镜头，虽然只有短短几秒，但是极富信息量，也富传播性。这背后也是用严格的技术条款来保障的。杜昉说，模式方规定，必须要用27个机位，将现场全部录下来。“他们的理念是：这是个真人秀，我们永远不知道学员在台上会发生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导师会有什么状况，现场情况不可预设，所以它要确保拍摄无死角。”比如，四位导师在台上的时候，四台摄像机捕捉他们的面部表情，等他们转过椅子之后，另外一边还有四台摄像机等着他们；同时还有两台摄像机以流动的方式抓取他们生动的表情和肢体动作。每位学员上台的过程，必须有一台摄像机跟拍。杜昉说：“老外的办法看似比较‘笨’，所有东西都拍下来，回去再剪；我们中国人号称‘聪明’，一般用导播制——现场有12台机器，看到哪个地方好，我就切到哪个镜头就行了。事实证明，这样永远有丢掉的东西，而且丢掉的也许是最重要的内容。所以有些地方得要下苦工夫的这种‘笨’。”这些机器录制的近1000分钟素材，最终剪辑成每集不到80分钟的节目。节目呈现出来的精致其实是以背后大量的劳动为代价的。
“The Voice”的创始人约翰·摩尔
不言自明，“宝典”的技术实现当然是以充足的资金投入为条件。除了被媒体广泛报道过的、专门从英国空运过来的那四把身价80万元的转椅外，这次现场所用的音响设备也是花重金砸出来的。据陈伟介绍，这套音响系统的配置和乐队的规模都超过原版，光是一套音响就花了2000万元左右，比电视台做一场跨年演唱会的经费还要多。这一部分的阵容也被反复提及：音响总监是奥运会开闭幕式的音响总工程师金少刚，负责节目录音的是为王菲录音的录音师李军，乐队总监是有中国第一贝司手之称的零点乐队王笑冬……“音响效果好到第一期刚开播时大家都以为歌手是在假唱。”陈伟笑着说。
大投入背后，也要归因于浙江卫视与灿星在此次合作中探索出来的新模式。“这个模式最吸引人的地方是我们投入的资源越大，节目做得越好，两家得到的成果会越大。”杜昉说。
“我们对节目的实际投入一期至少要800万元——你知道我们中国的电视剧投入一般来说就是一集一两百万元，电视剧还有道具、服装等等，大多数综艺节目也就十几万、几十万元一集，这是常态。”被同事们戏称为“营销大师”的夏陈安，正好借“好声音”之机宣扬他的“高举高打”的“大投入、大制作”的电视大片战略。
陈伟对此也非常认同：“中国近些年也有不少国产大片，国产大片的竞争结果告诉我们，大投入才是出精品的基础，只有做出了精品老百姓才会买账。小投入不是没有市场，以小博大的案例也有不少，比如像《疯狂的石头》等等。但是以小博大的事情需要很多的契机，而以大博大的概率比以小搏大的成功率要高。”
从电视台的商业策略上说，大投入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在与同行的竞争当中，拉大了差距。“大投入使得节目很难被克隆，也可以与后面的竞争者拉开差距，因为他们投不起。”
“中国好声音”成功后，有评论说：这标志着创意匮乏的中国电视从此将进入版权引进年代，并倒逼中国电视台结束克隆、模仿、抄袭的低水平恶性竞争，走向尊重知识产权、重视原创的阳光地带。
“好声音”的“中国芯”
购买了一个好的节目模式，就必然会成功吗？一位业内人士告诉本刊，国内某一线电视台今年也斥重金从国外买了两档节目，严格按照流程操作，制作的水准也非常高，但就是观众反应平平。
所以也许可以这样理解，“The Voice”优秀的节目模式，为“中国好声音”的成功提供了扎实的基础，而节目制作者在将其与中国的土壤结合时，到底又装入了什么样的“中国芯”？这是值得我们探讨的一个话题。
“The Voice”在各个国家都叫“××之声”，而在中国没有叫“中国之声”。夏陈安沿用了浙江卫视一贯的“五个字”栏目名称，取了名字叫“中国好声音”。
“对我们这些幕后工作者来说，我们做这个‘好声音’，不仅是做一档节目，我们还是有一定企图。最初做节目的梦想，就是想借这个平台，唤回中国人对音乐的信仰。”讲到这个话题，总导演金磊的表情异常严肃起来。“一个国家的音乐是否发达，是跟这个国家的文化状态是有很深的关系的。音乐就像一个风向标，它是最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之一。”
“其实我们对中国音乐的梳理一直不够。改革开放后，因为被压抑了几十年，整个国家要复苏，当时音乐的各种形态，一下子涌了进来。前几年内地的音乐节目中大量充斥着港台音乐，不是说港台歌曲不好，但是音乐越来越单一化，你在这里渐渐闻不到各种土地不同的味道。我始终觉得，没人真正好好地梳理过这件事情，属于我们中国人的音乐到底是什么？这一次我们为什么要把很多老歌拿出来翻唱，从平安的《我爱你中国》，到金志文的《山沟沟》，梁博演唱的像郑钧、许巍、汪峰的歌，我们这次有意识地在选曲上面放大了内地歌曲的数量，把内地近30年的歌曲又进行了重新梳理。”
金磊毫不讳言在节目制作时就有了这样主观的设计，而在与选手、与导师沟通时，他们也有意识地这样引导。
“我们是有这么个动机。我们想把它跟中国人内在的情感勾连起来，唤回一些记忆。当然这不是简单的翻唱。是年轻的一代人从他们的角度对经典进行重新演绎，比如平安把《我爱你中国》变成了摇滚，金志文把《山沟沟》做了重新的改编，袁娅维把《弯弯的月亮》做成了一个Soul的R&B的版本，我们都在做一些尝试。”
美国版“好声音”辅导课上，导师正在和学员交流，为对决赛做准备
而在杜昉和陈伟的理解中，他们想让节目传递一种“传承”的信念。他们告诉本刊：“我们做这个节目的一个理念是想为振兴华语乐坛做点事情——不是嘴上说说的口号。”杜昉说，在他的理解中，振兴华语乐坛“要靠传承，靠专业的眼光，靠在线上的这些人的经验推动新人”，而不是靠大家投票。“如果靠大家投票，周杰伦连‘快男’500强都进不去；吴莫愁也参加过选秀，很早就被刷掉了，但她是多么独特的一个人啊！”
在中国现实的音乐环境下，“好声音”的制作者们希望它能承载更多的责任和使命，这无疑是西方版本所没有的。“他们的音乐工业本身已经很发达，所以这个节目对他们来说，可能更多是形式感上的新鲜。比如英国版本，四个导师虽然有打有骂有互相掐，但是他们想做的是这个国家的音乐人一个团结的氛围。可是在中国的环境里，我们想形成这样一种气氛：我们现在在线上的这些音乐人应该团结起来，为下一代铺路。这也是为什么‘好声音’第二阶段每个导师都会找一个明星过来搭档的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制作方眼里，四位导师加盟“好声音”在精神层面上的意义，远远高于被外界一再热炒的“身价”话题。“他们的出场费一定是有的，但具体多少不方便透露，毕竟这四个导师在这里耗费了太大精力。录制节目这三个月，他们把商演全部推掉——只有那英有一场商演已经签掉了实在没办法。严格说起来其实不止三个月，前面还有筹备的一个月，你想想他们每个人的商演价值会有多少？如果刘欢、那英想接商演的话，他可以一个月30天全排满，每场几十万上百万地接……这样来算，他们的出场费并不高。”
在杜昉眼里，导师们能参加这个节目，更多也是出于对节目所要到达的目的和诉求的认可。“他们也在想：我们究竟能不能替华语乐坛找到新的力量，能不能把自己的经验传承下去，虽然刘欢也说，这个力量其实也是微乎其微，但是做一点是一点。”
谈到这一点，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刘欢和那英参加的金磊感慨特别多：“我很感激这两个导师，他们真是为中国的音乐在焦虑在呼喊，而且愿意为这些新人去付出，所以从艺德和境界上面，他们真的是艺术家。他们能穿越岁月30年，足以证明‘一哥’‘一姐’真不是随便做的。更重要的是，他们能理解我们想的事，我们想到一起了：我们要重新梳理中国的流行乐，我们要让大众的音乐审美提高，我们要出更多的属于我们自己的作品和新人。”
尽管“好声音”还面临很多争议，但有一点是有目共睹的，那就是选手们音乐表达类型的多样化。像爵士这样通常被认为是小众的音乐类型也被这个舞台放大。谈到这一点，“好声音”的总导演金磊说：“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大家喜欢的东西也越来越细分。这是一个很积极的现象，只有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才能提出人的个性的一种绽放、尊重，人的个体价值的呈现。”
在9月30日决赛现场，权振东（左）和张靓颖同台演唱
金磊承认，在选择爵士这种音乐类型时曾对其市场接受程度有所犹豫。为此他们在技术层面上想了一些办法。“爵士可能特别小众，所以在选曲上特别重要。像王韵壹第一首歌选的就是蔡琴的老歌，邹宏宇选的是Armstrong这种经典……对主流老百姓来讲，我觉得他们对此还没有这么熟知，但是我觉得，‘好声音’是把精英的文化做给大众看，因为你必须要有这个过程。”
从某种程度上讲，“好声音”的成功也归因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这个社会已经走到了尊重个性的时代，也尊重被越来越细分的选择，所以我觉得我们去支持王韵壹，甚至吴莫愁的出现，这是因为这个时代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金磊说，当以吴莫愁为代表的个性歌手出来后，大家才隐约意识到，“李宇春为代表的那个‘80后’时代其实已悄然过去”。“吴莫愁跟李宇春那代‘超女’相比，又有了一种更国际化的东西，因为他们是在更加全球化、互联网时代长大的，他们从小到大在电脑旁边生活长大，分享世界各个角落的年轻人的生活态度，分享他们的创造力……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一代人没有个性、没有创造力。我觉得他们应该比前几代人都要强。他们对音乐有自己的态度和理解，虽然他们目前唱的还是别人的歌，但是他们都会唱出自己的味道。我们希望把这个节目做成特别有希望感的节目——你会看到一些特年轻的人，他们有自己的音乐态度，他们在坚守自己的音乐风格，这其实是在坚守他们自己的生活态度。”
“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其实每个选手只给他一个命题，就是你为什么想参加这个节目，为什么会到这个舞台上来。其实才艺本身也是故事，我们每个人一定都有一个故事。梁博在背起崔健、李宗盛送给他的吉他，这个‘90后’的小孩让中国人文的摇滚再次回归。他发自内心，我们给他放大。当吴莫愁代表了一种特别有个性的、坚持自己的、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她其实传承的是自己父辈的大篷车的梦想。她的父亲过世了，一个曾经的歌手。我们其实讲的是传承，有创新性的传承，这是我们要讲的故事。”金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