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默宣布辞职了，联系到这个时间节点，正好是英国公投脱欧十年的日子。
遥想2016年6月23日，正是英国脱欧公投的日子，随后英国进入过渡期，到2020年1月31日正式退出欧盟。
屈指算来，英国公投脱欧距今已有十年，正式脱欧也有六年半左右。这十年来，英国即将经历第7位首相，是不是伯纳姆，不日将尘埃落定。
与之对比鲜明的是，在公投脱欧前的将近二十年里（1997-2016），英国总共也才经历过3位首相（布莱尔、布朗、卡梅伦）。
把这个现象和脱欧本身连起来看，可以得出一个很直观的判断，脱欧以后，英国进入了一个长期政治震荡的周期。
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从公投脱欧到今天，正好十年。这十年来，英国到底是赚了，还是亏了？
站在这个十年的节点上，抛开那些政治口号，我们可以用数据和现实来复盘英国的现状。
经济
当年脱欧派最著名的承诺，是每周能为英国省下3.5亿英镑并投入到国民医疗体系中。但现实是，离开单一市场后带来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像慢性病一样拖累了英国。
英国国家经济与社会研究所、斯坦福大学以及欧洲多家智库的情景模拟普遍认为：脱欧带来的长期制度摩擦，使英国GDP相较留在欧盟存在明显损失，主流估计集中在GDP长期水平下降约4%至8%区间，这并非一次性打击，而是每年都在发生。
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指出，由于脱欧导致的贸易壁垒，英国普通家庭平均每年的损失高达数千英镑。原本高调承诺给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每周3.5亿英镑”，完全被整体经济产出下滑带来的税收损失所吞噬。
欧洲改革中心最新的贸易模型显示，脱欧导致英国对欧盟的商品出口下降了16%，服务出口下降了7%。英国与欧盟的整体贸易流量比留在欧盟内部的情境下低了约15%。
脱欧前，伦敦一家手工巧克力店或苏格兰的烟熏三文鱼商户发货到巴黎，流程和发到曼彻斯特没有区别。脱欧后，他们必须应对极其复杂的“原产地规则”审查、填写几十页的植物检疫和海关申报单。大量中小企业因为无力承担巨额的合规成本和物流延迟，索性直接终止了对欧洲的出口业务。
由于脱欧带来的长期政策不确定性，英国的企业商业投资在这十年中落后于同类发达国家12%至18%。伦敦曾是无可争议的欧洲金融之都。脱欧导致英国丧失了“金融通行证”，英国金融机构无法再直接向欧盟客户提供服务。
伦敦金融城估算，十年来流失了近4万个高端金融岗位，约2700万份保险和金融合同被迫从英国分流转移至巴黎、都柏林和阿姆斯特丹等欧盟内的新设子公司。
英国的企业投资在这十年中下降了12%以上。由于英国失去了作为“进入欧洲市场跳板”的独特优势，跨国巨头，尤其是汽车制造业对英投资大幅萎缩。供应链的摩擦直接推高了物价，叠加近年来的国际局势，英国普通家庭的实际购买力明显下降。通胀与生活成本被显著抬高。
移民
“控制外来移民、拿回边境控制权”是当年脱欧公投最核心的政治诉求。十年过去，英国确实终止了与欧盟的自由流动，但这引发了其他的连锁反应。
一个是合法移民结构大变。欧洲相对廉价、熟练的劳动力，如东欧的卡车司机、餐饮和护理人员大量流失。为了填补劳动力缺口，英国不得不大量引入非欧盟国家的劳动力。
最典型的是卡车司机、农场采摘工和养老院护工的极度短缺。东欧司机离开后，英国一度出现加油站无油可加、超市货架空置的奇观。为了救急，英国政府不得不针对非欧盟国家（如印度、菲律宾等）定向放宽签证，移民的来源国结构在十年内被彻底改写。
另一个是非法移民危机加剧。
在欧盟内部时，英国可以依据《都柏林公约》,将非法入境的难民遣返回他们踏入的第一个欧盟成员国。脱欧后，英国失去了这一法律支撑，法国等邻国也不再有义务替英国拦截难民。
这导致十年来乘坐英吉利海峡小船偷渡（即非法偷渡）横跨英吉利海峡的非法偷渡人数屡创新高，英国每年要拨出数亿英镑将难民安置在纳税人买单的酒店里，成了尾大不掉的政治顽疾。
脱欧不仅没能解决边境的非法偷渡问题，伴随非欧盟移民大量涌入而来的多元文化主义，更在深层次侵蚀着英国的社会信任。
最典型的悲剧莫过刚刚宣判的南安普敦大学白人青年亨利•诺瓦克被杀案。行凶者是一名南亚裔男子，其作案工具竟是英国法律为照顾移民宗教传统而特许携带的仪式短剑。
而更令全英愤怒的是，在案发当晚，现场警察在长期的政治正确思维定势下，竟听信了凶手的谎言，将濒死的本土受害者判定为种族主义挑衅者粗暴地戴上手铐。
这一案件在英国乃至世界上掀起轩然大波，更引起了英国本土民众的焦虑。当英国为了彰显包容而赋予少数族裔豁免权时，这种特权是否最终反噬了本土国民最基本的生命权？这不仅是治安问题，更是移民政策失控的体现。
政治
脱欧带来的最大代价之一，是英国政治信用和稳定性的透支。
这十年间，英国即将迎来第七位首相（卡梅伦、特雷莎•梅、约翰逊、特拉斯、苏纳克，斯塔默）。每一次权力的更迭，背后几乎都有脱欧后遗症的影子。
漫长的立法、改法、与布鲁塞尔的拉锯战，消耗了英国政坛整整十年的精力。脱欧后的数年里，英国公务员系统经历了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人力重组。在环境、贸易、海关等核心部门中，绝大多数（甚至部分团队高达80%以上）的政策专家和法律起草资源，都被强行抽调去应付“如何剥离和转化数万条欧盟法律”这一件事。
这种严重的行政超载，导致英国白白浪费了整整十年的宝贵窗口期，根本无暇顾及国内基础设施老化和医疗系统的深层次改革。
当然，脱欧对英国也有积极的一面。
客观而言，英国在这场巨大的阵痛中，确实获得了它梦寐以求的自由身。
英国不再受布鲁塞尔的法律制约，可以自主制定移民政策，退出了饱受英国农民诟病的《欧盟共同农业政策》。
比如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和金融科技等前沿领域，英国迅速摆脱了欧盟那套以严苛、保守著称的监管枷锁。英国得以更灵活地制定有利于科技初创企业的政策，使伦敦和剑桥在AI研究与投融资规模上，至今仍能在欧洲保持领先。
英国不仅独立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签署了自贸协定，还正式加入了CPTPP。虽然智库评估这些协定在15年内对英国GDP的拉动仅有0.1%左右，很难弥补失去欧盟单一市场的损失，但在地缘政治上，英国确实重组了自己的全球贸易版图。
整体来看呢？
十年前，脱欧派描绘的蓝图是放虎归山，让英国摆脱束缚成为自由贸易的“全球化英国”。
十年后的今天，当年的脱欧红利大多停留在了纸面上，而代价却实打实地由普通企业和民众承担。
需要承认的是，脱欧确实给英国在部分行业领域带来了自主性和灵活性，只是这些收益，目前尚不足以抵消整体经济层面的长期损失。
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高达48%的英国人认为脱欧的实际效果比他们预期的要差，超过半数（约52%）的民众表示如果重新选择，他们希望能重返欧盟。虽然斯塔默政府一直努力尝试与欧盟重建更紧密的贸易关系，但如今，斯塔默也辞职了。
十年过去，英国没有变成当初承诺的“更自由的全球化国家”，也没有变成彻底失败的反面教材。
它更像是一种长期交换，英国换回了更多自主权，但也承受了增长放缓、贸易成本上升和政治更频繁波动的代价。
也因此，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出现了：当一个国家以经济增长与运行效率为代价换取政治自主，这种交换在多长时间尺度上才算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