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记者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工作过，欧内斯特·海明威、罗伯特·卡帕。这些非战斗人员的工作和士兵一样危险，人们就常常形容卡帕是在“用生命拍照”。有一名记者的文字更为出名，可以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用生命写作”，他叫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
特里加斯基斯是个来自在新泽西伊丽莎白的哈佛高材生。大学毕业后，他先是为《波士顿美国人报》工作，德国入侵波兰后不久，又加入了国际通讯社。原本他应该前往葡萄牙，担任驻里斯本记者。
这个时候，日本偷袭了珍珠港，美国参战了。
他自愿前往前线，如果联系他后来的经历，不难理解他的决定——他总是试图报道战争或冲突，几乎是20世纪40—70年代美国卷入的每一场。用人们后来的话说，这个记者相信“在前线才能发现最重要的故事”。
那时候美国还没有开始逐岛争夺战，特里加斯基斯登上了美国海军“大黄蜂”号航空母舰，报道杜立特中校即将发起的大胆空袭。随后的采访工作围绕珊瑚海和中途岛海战展开。这两场都是超视距海战，一名留在航母上的记者了解到的信息是有限的，他后来获得的那些光环并不是这些海上采访经历赋予他的。
停放在“大黄蜂”号飞行甲板上的美国陆军B-25轰炸机群，这是特里加斯基斯在战争中见过的其中一个“大场面”
成名作的背后
不过，地面上的反攻已经不远了，这给了特里加斯基斯新的机会。他登上了驶向所罗门群岛的美国海军“新月城”号运兵舰，《瓜岛日记》所记录的故事就此展开。这并不是一部战史，不难发现，日记中描述很多著名战斗的角度和战史中描述的重点并不相同。他只是一名记者，既无法预知某场战斗最关键的阶段什么时候到来，更不可能在关键阶段发生时立刻出现在那里。
得益于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面记载了《瓜岛日记》最原始的手稿），特里加斯基斯很容易就能回想起自己亲身经历的那些“小麻烦”：一次胃肠炎，高烧了3天；一次被日本潜艇追杀的经历，他当时在一艘充当交通艇的登陆艇上；数次“子弹从头顶或肩膀擦过”的经历。
有一些事情是日记里没有提到的，他是个糖尿病患者，得随身带着胰岛素。他的背包里藏着沙丁鱼罐头，这可能是因为他是个身高6英尺6英寸（大约2米）的巨人，和国际通讯社的出纳一起吃饭时，他总是“要吃两块牛排”。在他出发前往太平洋战区之前，他的同事就拿他的身高开过玩笑：“如果日本人没把你打趴下，他们一定会拿你当瞭望塔用的。”
大约1942年9月中旬的时候，这个高个子终于穿坏了自己的最后一双野战靴，而岛上库存的靴子里没有他能穿的尺码——总算有个能离开瓜岛的借口了。不过，特里加斯基斯已经在岛上待了七周，够久了。他拿到离岛许可的时候，当时的陆战一师师长范德格里夫特将军有些得意地对特里加斯基斯说：“他们正准备给我搭个淋浴房。”顺便说一句，当时特里加斯基斯就借住在将军的指挥部。
特里加斯基斯从瓜岛前往图拉吉岛采访的时候搭乘的是登陆艇，结果差点被一艘穷追不舍的日本潜艇送下海喂鱼；离开瓜岛的时候，他如愿以偿地搭上了一架飞机，一架B-17“空中堡垒”。如果不是途中遇到了一架朝他们开火的日本水上飞机，这次行程本来算是比较安全的。
B-17降落在了圣埃斯皮图里，然后带着他到了新喀里多尼亚。他在这里停留了两三周，一边整理笔记本上关于瓜岛之行的记录，一边靠着身上快要见底的现金勉强度日。
于是特里加斯基斯决定返回珍珠港，但过了四天才等到回珍珠港的许可，又过了三天才终于搭上了一架B-24轰炸机，那时他身上最值钱的东西是一张10美元的汇票，需要美国陆军或海军部长的签字才能兑换。
他在B-24上找了一小块地方继续整理他的日记手稿。有件事让记者分了心。有一段时间飞行员老是在某个岛屿上空低空盘旋——他想看海滩边的当地少女游泳。
“我承认我也看了。”到达珍珠港后，特里加斯基斯在给同事的回信中写道。或许是因为过去几个月，除了陆战队员、日本人、西南太平洋岛屿的原住民以外，他就没有见过其他人。这件事没有引起同事们的兴趣，因为同一封信中，特里加斯基斯还提了另一件事，他问是否要把他正在创作的书稿寄过去。
这就是他在美国海军眼皮底下整理好并被眼尖的审查军官“修剪过”的《瓜岛日记》书稿。1942年11月，稿件到了纽约。兰登书屋和每月之书俱乐部都给了积极的回复。
国际通讯社的同事们非常兴奋，想要把这个喜讯告诉那位年轻的记者。接着，他们就发现，又联系不上特里加斯基斯了。
下一站
那个时候这位记者已经到了所罗门群岛附近。在他搭乘“华盛顿”号战列舰返回瓜岛途中，仍然有人对战局的结果表示担忧，但到12月他再次登岛时，局势已经逐渐明朗，日本人早晚要被赶出瓜岛。1943年2月9日，亚历山大·帕奇将军的副官宣布，瓜岛战局以美国军队的胜利告终。对特里加斯基斯来说，其实还有一个好消息，他的《瓜岛日记》第一版这个时候应该已经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了。
他要离开太平洋战场一段时间了。虽然特里加斯基斯没能赶上西西里岛的登陆行动，但他还是如愿到达了西西里岛前线，还跟随英国陆军的杰克·丘吉尔中校（绰号“疯子杰克”，常带着一把苏格兰长剑）参加了攻占墨西拿的行动。之后是亚平宁半岛海岸的萨勒诺，他要报道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和游骑兵部队在前线的战斗。
特里加斯基斯在日记中提到杰克·丘吉尔是温斯顿·丘吉尔的远方亲戚，实际上并非如此
战场总是充满危险。特里加斯基斯很快就会明白，和接下来要发生的事相比，以前那些被他视为死里逃生的经历，都只能算小巫见大巫。1943年11月22日，卡西诺附近的山区，一块迫击炮弹破片击中了这个高个子。破片穿透了他钢盔的正面和侧面，更糟糕的是，还在他的头骨上撕出一个窟窿。
特里加斯基斯得到了急救处理，但没有被送往后方。他踉踉跄跄挣扎着往回走，遇到两个认识他的美国军官，两人把记者带到了一个野战医疗站。如今看来有些滑稽的是，那顶被破片击穿的钢盔几次从头上滑下来，又几次被他捡起来——这顶钢盔后来成了美国国家海军陆战队博物馆的一件藏品。特里加斯基斯暂时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他接受了5个月的住院治疗，经历了2次手术，头骨的洞被一块金属板补上。高个子在慢慢恢复，经过不懈的努力，他又能说话了。
头部受伤后，仍在住院接受治疗的特里加斯基斯
特里加斯基斯赶上了战争最后一年的几个“大场面”。他跟随从诺曼底登陆的英美军队，进入法国，然后是比利时、德国。在西北欧，特里加斯基斯成了第一个搭乘战斗机经历作战行动的记者。欧洲的战事临近尾声的时候，他又来到亚洲，前往被攻占但被严重破坏的马尼拉。1945年9月2日，他登上“密苏里”号战列舰，日本投降仪式就在那里举行。
他的世界大战结束了。
另一个时代的声音
特里加斯基斯与那场战争的联系并没有到此为止。很多人曾在所罗门群岛与日本人战斗过，而特里加斯基斯恰好与其中一位有着某些奇妙的关联，他们在战前就认识。那是一名海军中尉，美国海军PT-109的艇长，名叫约翰·F. 肯尼迪。特里加斯基斯撰写这位鱼雷艇艇长的战争故事时，肯尼迪已经成了美国总统。特里加斯基斯受邀走进白宫，在总统办公室，肯尼迪叫出了高个子记者的昵称，“迪克”。肯尼迪显然还记得自己和特里加斯基斯都曾是哈佛的游泳运动员。这位时任总统对身旁的白宫新闻发言人皮埃尔·塞林格说道：
“皮埃尔，迪克在当年的校队选拔赛上赢了我。”
“要是我早知道你要当总统，我会让你赢的。”
两人都笑了。
身穿海军常礼服的肯尼迪。有几个版本的《约翰·F. 肯尼迪与PT-109》用这张照片作为封面素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里加斯基斯仍在报道战争。或许他并不认为自己在战后所做的事和当时在瓜岛，或是意大利所做的有什么区别。但已经有人开始表达不同的看法，用马克·鲍登后来的话说，“他的声音像是从另一个时代来的”。越南战争期间尤其如此，有人认为他是美国军方的辩护者，或认为他对那场战争的态度“过于乐观”。
“War, War Never Changes.”
但是战后，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报道的战争或冲突，不论是在朝鲜、越南、中东，还是在其他地点，都已经和之前的战争不一样了。他对第三世界国家所发生的变化，对那里人民的理解，并没有跳出当时大多数美国人的固有印象。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也没有像蒂尔曼·德丁那样，尝试过很多西方记者所没有尝试过的事。
不过，如今的人们回顾那场世界大战时，仍能发现特里加斯基斯在那场战争中所做记录的价
值——它的确忠于事实，也的确没有夹杂战后的粉饰。今天，那些想在纪念活动上讲漂亮话的美国高官恐怕不会再用这样的方式讲述历史了。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他们对如何“精心打扮”历史才更有兴趣。考虑到这一点，那位美国记者的《瓜岛日记》，今天仍然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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