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年底，深陷债务危机的的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宣布破产重组，这一消息发布后除了震惊了汽车行业以外，也让华晨宝马的车主们笑了----因为终于不用抠车标了。
华晨集团旗下拥有华晨中国、申华控股、金杯汽车和新晨动力四家上市公司，其中华晨中国更是包含了中华、金杯、华颂三大自主品牌以及雷诺、宝马两大外资品牌的整车生产及研发业务，很多不了解华晨的人，一度觉得华晨两个字是影响宝马逼格的唯一因素，认为华晨和众泰、力帆、猎豹这些车企一样，是不入流的品牌。
但是，懂华晨的人知道，华晨曾经是多么的辉煌。
华晨的高起点--仰融
华晨的辉煌，离不开仰融。
1988年，沈阳还没有诞生华晨，当时的沈阳只有一个名字叫做金杯汽车的国企，它是东三省地区第一家被允许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企业，为了利用金融市场融资，当时的厂长赵希友发行了1亿元股票，但却反向平平。
这个时候，恰好仰融出现了。
1991年，仰融以1200万美元买下了金杯汽车40%的股权，之后通过换股，将控股比例扩大到了51%，成为绝对控股方，后来经过一系列操作，仰融将华晨打造成为了中国第一家赴美上市的企业。
仰融曾经在越南打过仗，在西南财经读过博，搞过证券也创过业，可以说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才，在他横跨政商的关系运作下，利用在百慕大注册的华晨中国汽车控股了沈阳金杯共计51%的股权，而注册主体是一家专门为了上市而成立的非营利性机构，由仰融旗下另一家公司华博同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等机构共同成立了“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尚明任基金会主席，仰融任副主席。
当时，沈阳金杯打算引进丰田第四代海狮面包车，但是缺乏资金，于是和有钱的仰融一拍即合，成立了金杯客车厂，恰巧当时中国也需要摸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于是从国资委到中央一路绿灯，授权仰融托管经营沈阳金杯这笔国有资产，并最终使得华晨中国汽车完成在纽交所的上市。
1995年，仰融挂帅董事长，正式带领着一帮不懂汽车的人开始了对沈阳金杯的改革管理，在丰田全面的指导和技术支持下，金杯客车在丰田第三代海狮的基础上进行改进，推出了全新的金杯海狮SY6480并于1996年正式上市。
上市后金杯海狮凭借性能、价格以及仰融团队财务上的优势，直接打得当时的明星车型一汽“小解放”节节败退，最终一蹶不振，彻底消失。
自此，金杯客车每年的销售都以50%的速率增长，从最开始的9150辆迅猛增长到2000年的6万辆，连续多年占据轻客市场销量第一，2000年，金杯客车销售额达到70亿元，利润仅次于上海大众和一汽大众，在汽车行业名声大噪，因此得了一个绰号：中国四汽。
客车远不是仰融的目标，仰融计划华晨将在5年内斥资40亿元，打造中国人自己的轿车。
此后，华晨除了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清华大学汽车工程开发研究院外，还先后与5家国际大品牌开展了合作：与宝马达成合资生产宝马3系、5系轿车的意向、与通用合资2.3亿美元生产雪佛兰卡车和SUV、接手湖北孝感的三江雷诺并计划引进雷诺家用型轿车、收购沈阳航天三菱并合作生产轿车发动机、与丰田合作开发适合中国市场的经济型轿车。
2000年，华晨第一批自主品牌轿车在沈阳下线，仰融将其取名为“中华”牌，该车由世界著名设计大师乔治亚罗主持设计，通过国际权威机构英国MIRA公司的整车性能鉴定，同时也是由世界著名汽车设备制造公司提供冲压、装焊、涂装和总装四大工艺设备。
仰融时代的结束
2001年，辽宁官场巨变，沈阳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巿长马向东因贪污腐败而被拘捕，连带出涉案人员100多人，该案件总共涉及副省级1人，副市级4人，党政“一把手”17人，被称为“慕马大案”，而仰融的政商基础均是建立在“慕马体系”之上。
彼时，杭州湾大桥项目吸引了仰融，于是华晨的投资战略逐步从沈阳转向宁波，但是，仰融忘了一件事，那就是华晨本身的性质。
虽然仰融控制着华晨中国董事会，但是华晨是辽宁的重点龙头企业，也是辽宁省的经济支柱，辽宁政府自然不会放走华晨，为此仰融不惜和当时主政辽宁的领导闹翻，然而，商人如何能与政府对抗？辽宁政府很快找到了仰融的弱点，那就是当时为了上市而注册的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因为基金会的国有资产背景，华晨的性质被定性为国有，而仰融也就被定性为了国有资产的经营者，而非所有者，也就是说，华晨并不是仰融的，而是国家的。
自己当初埋地雷，如今只能自己踩了。
2002年5月，仰融在去五台山拜佛后，于月底悄然赴美，6月，华晨中国宣布，依照主要股东要求，经董事会决议，解除仰融的董事会主席和行政总裁的职务，10月21日，辽宁省公安厅正式通告，仰融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辽宁省检察院批准逮捕。
此时已经远赴美国的仰融并不甘心咽下这口恶气，于是向内地司法机构起诉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以及在百慕大起诉华晨中国汽车、在美国联邦哥伦比亚地区法院起诉辽宁省政府，但均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华晨汽车救赎之路
仰融走了，人们才发现，宛如迷宫的“华晨系”真不是谁都可以操控的，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华晨就开始凸显问题。2004年，中华轿车销量同比下降15%，经营亏损6亿元，畅销车型金杯海狮销量也同比下降18%，丢掉了保持了5年的全国销量冠军。
甚至当时身在海外的仰融都承认，如今的华晨就算自己上，要救活也是很难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5年底，大连副市长祁玉民出任第四任董事长后，才慢慢稳定下来。
祁玉民上任面对着两个难题：没钱、没人。
没钱，公司账面除了只剩开给职工的工资以外，还欠了供应商10个亿。
没人，由于效益不好，高层套现离场，大批经销商和人才慌忙逃离。
于是祁玉民开始行动了，先去银行跑了5天，贷款7个亿，缓解了华晨的燃眉之急，然后紧接着就搞起了中级车价格大战，不仅将在售的中华尊驰指导价官降4万，还把原定于9月上市的的骏捷提前到2月下线，并定价10万以内。
促销一向都是立竿见影。
2006年，华晨旗下汽车销量20万辆，同比增长71.4%，其中尊驰和骏捷销量为5.8万，同比增长545%，一举成为汽车销售增长冠军，次年华晨中华销量上涨，一举扭亏为盈，华晨的救赎之路靠着祁玉民死而复生了。
虽然祁玉民救回了华晨，但是一些做法也引起了争议，主要就是让出华晨宝马财务、销售和渠道的权限，以换取宝马汽车对合资公司的全力支持，一方面是希望通过宝马获取投资，另一方面是希望在合作中获得宝马的技术。
然而，最终的结果就是华晨在与宝马的合作中渐渐地丧失了话语权，宝马与华晨的股比最终定格为了75：25，华晨成为第一家开放合资股比的“示范企业”。
此外，祁玉民为了快速出成果，放弃了正向研发，选择了利用外资车企已经成熟的技术研发新车，“底盘是保时捷调校的，造型内外饰是意大利搞的，发动机是和宝马合作的，三大资源一整合，是不是一个好车就出来了？”祁玉民毫不讳言华晨这套拿来主义的理念。这种简单、落后的的思路直接导致了华晨汽车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自己的正向研发体系，反而一味地依靠宝马。
华晨的落寞之路
在祁玉民13年的领导下，华晨活下来了，但仅仅是活着。
那是中国高速发展的十年，华晨却错失了时机，难再翻身，2019年4月，祁玉民因年龄原因退休，沈阳副市长阎秉哲接任。
祁玉民不是不明白核心技术的重要性，但是，华晨的市场本来就是蹭宝马的品牌和技术换来的，你靠什么把人家的核心技术换来？
最终，华晨“市场换技术”的结果就是，花了大价钱不但没有拿到宝马的真正技术，甚至连造车的基本都丢掉了。
号称10万就能买到宝马机头的中华V7，结果却是宝马淘汰的发动机，油耗大，做工差。
号称耗时三年26亿研发上市的华颂7在2017年4月份的销量居然只有1台。
续航只有150公里的新能源中华H230EV，远不如一台老年代步车，售价却高达16万。
最大的利润来源金杯海狮的地位也逐渐被五菱所替代……
当自己原地踏步而别人进步的时候，就等于自己在退步，华晨也是如此，随着其他国产品牌的强势崛起，越来越挑剔的车主和市场渐渐的抛弃了华晨。
在2015年到2019年的时间里，华晨宝马累计为华晨贡献了高达296.2亿元的利润，但是如果剔除掉这一部分后，华晨竟然累计亏损34.84亿元。
而2018年宝马砸出260亿强势收购华晨持有的25%华晨宝马的股权后，华晨彻底成为了傀儡，因为本身已经沦为代工厂的华晨根本没有底气去争什么，更何况另一边宝马已经与长城暗生了情愫，华晨一下子从正室沦为了丫头。
丢掉了股权等于丢掉了利润分成，并且引发了一系列危机，再加上疫情影响，去年华晨长期积累的债务危机终于爆发，负债超过1300亿元，彻底失去了融资能力。
华晨到底做错了什么？
顺便提一句，2009年，沉寂已久的仰融曝出了一个宏伟的造车计划，在美国投资100亿美元，建设一个产能超过300万辆的汽车项目，同时在中国投资400-450亿美元，建设一个产能100万辆的汽车项目和300万套的发动机项目。
彼时，人们一度觉得仰融要回归了，也许能再造华晨的辉煌。
然而，当几年后仰融的正道汽车一发布，人们觉得事情好像没那么纯粹，十家九骗的石墨烯电池、惊呆下巴的一千公里续航等等这些都是在给资本家铺路，果然，至今除了发布会和概念车，正道汽车再无音信，不光香港上市的股票跌破一元，也让宁波地方政府跌了个大跟头。
十几年了，创造华晨辉煌的仰融还在搅动资本，救回华晨的祁玉民却因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行为被审判。
别人的始终是别人的，只有真正攥在自己手里的，才是自己的。